[摘要] 在中国，房子曾经长期属于单位所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，福利分房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。
在中国，房子曾经长期属于单位所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，福利分房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。人们衡量一个单位的好与不好，福利往往是至为关键的标准之一。而在单位提供的诸多福利中，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房子。
1998年，对于习惯了分配制的中国老百姓是有教育意义的。从这一刻起，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斩断，取而代之的是货币购买的市场经济模式。
人们在嬉笑怒骂之余现实起来，房屋、房价上升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核心的层面，1998年，也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，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。
1996年7月，带着老婆女儿一起转业的吕政，转业到济南某行政部门工作，在部队里当团长的吕征当时渴望的是一个温暖的彻底属于自己的家，虽然在部队住的是小别墅，但他觉得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。
报到后，律政一家三口，被安排住进了单位集体宿舍楼，分给吕政的，是一个东西朝向筒子楼里的20平方米单间。吕政想到的是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以后肯定能分到大房子。
不料，他上班不到半年，就从市里听到1998年1月1日取消福利分房的消息。山东是个宣布实行住房商品化的省份。他顿时为自己的转业感到后悔。
就在吕政一位分房无望时，行云却在一年后突然降临。1998年底，局里决定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，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。吕政欣喜若狂，成为搭上“末班车”的一批幸运户。
一纸文件，结束了无数人福利分房的指望。面对政策，有人为搭上末班车而欢呼雀跃，有人抱怨生不逢时，个中欢喜哀愁，包含人生百味。
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常乐乐，是个既漂亮又爱笑的姑娘，可当他听到今后不再福利分房的消息，竟然哭了。她觉得很迷茫，很失落。
我刚到学校的时候，校长曾指着学校后面的一块空地说，三年后，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。当时很高兴，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买房子，现在国家不分房子了，我自己哪有钱买得起啊。
大大小小的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抢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车，一时间，各大单位抢购住房风起，很多来不及自己建房的单位全部在市场上团购商品房分给职工，有的单位一买就是上百套，甚至数百套。
一线供大于求的楼市，需求突然陡增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。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“末班车”，很多人开始想方设法做最后的冲刺，甚至连婚姻这种事的前因后果程序都打乱了，福利分房成了“闪电式”结婚的催化剂。
当时流行一则笑话，某单位要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，分配方案中有这么一条：一年工龄计一分，如果已婚，则加三分。某君心底一算，自己就差一分。情急之下，他在一家杂志上刊登了如下征婚广告：“某男，年轻有为，爱好广泛，有住房，为解决个人人生大事，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，年龄不限！相貌不限！性格不限！男女不限！”
任何一项改革都摆脱不了中国特色。尽管前有国发23号文件吹响终结福利分房的号角，后有国发10号文件提供实施方案，但实际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并没有在1998年驶入终点。
专家指出，从1998年以来，官方的政策一直为单位在自有土地上建房“留有口子”，改革的设计者希望在住房货币化的同时，可以“发展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”，以保证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。
然而令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是，这个善良的愿望却在不断演变中，开始被逐渐膨胀的部门利益所置换，发展成后来的“准福利房”。
也许是看到了集资建房的种种危害，2003年，国务院发文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、火箭房的名义，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。
从“政策”与“对策”的博弈中我们能够读懂很多，其中一点就是，对权力的制约不够。在缺乏对权力的约束、限制和监督的制度条件下，手握制订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，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力的方向。
广大的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特权可以享受，他们只能心平气和、心甘情愿地到市场上去花钱购房，拓展“生存空间”。
拿今天的钱买房，还是拿明天的钱买房？对按揭贷款从新奇到抵制到尝试再到接受，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对固有传统住房消费理念完全颠覆的过程。
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，普通中国人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。
告别那个对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倍感失望的常乐乐，她省吃俭用存了十多万元，再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，2000年终于在南京近郊选中了一套住房，支付了首付款，可她依然笑不出来，只有感叹：一辈子的打拼就为了一套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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